中國民運流亡海外，自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民主牆北京之春一代至今，已將四十年，自天安門學生運動六四鎮壓至今，亦已三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作惡多端，內部騷亂不斷，政權卻仍屹立不搖，而更以中國崛起自沾自喜，宣稱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挾其壟斷於中國共產黨黨國的巨大國民財富，對包括臺灣在內的世界各國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即欲以收買手段，根本二十一點賭桌上的停損控制在意識形態領域分化瓦解自由世界以普世價值對中國大陸形成的價值同盟，用以掩護其於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霸權擴張，以達成維護中國共產黨紅色王朝鐵桶江山以千秋萬世的目標。
我國在中國國民黨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期間，採取了扈從中國共產黨的偏安政策，祈求以國共關係為基礎，藉由兩岸政商關係網絡的連結，換取共產黨對國民黨小朝廷的支持，而以此建構兩岸的和平關係。在此一戰略下，中國民運在臺灣的活動空間，乃相當程度受到國共兩黨政府的擠壓或有意忽視。另一方面，部分臺灣獨立運動工作者以民族主義立場對中國民運視而不見置之事外，或於不自覺中與共產黨沆瀣一氣，對民運內部有限資源爭戰的窘困與失態現象予以冷嘲熱諷，都對中國民運的事業及其正當性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傷害，而其中影響最為深遠最為傷筋裂骨的，就是中國民運的飄零、凋萎與斷層。
臺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應當建立在價值和利益的雙重考慮之上。基於人權高於主權的價值，臺灣支持中國民主化，是使自身成為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守護者，從而爭取世界各國突破一個中國政策而對於臺灣人民伸出支持的手，而中國民運支持臺灣民主自決，也使兩岸人民的關係，最終能夠擺脫中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陰影，從文化和立國精神的親近性和相互的體諒有重新出發的機會；在長遠的利益上，臺灣參與中國民主化，則可主動促成和形塑一個對於民主臺灣和睦友善的中國政府和中國公民社會，民運尊重與支持臺灣自決，也可為未來中國的政治統合創造空間。這些價值判斷與戰略思考都可以從人本主義進入，而與民族主義切割處理。如果我們看主張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如何和共產黨眉來眼去，臺灣的紅色統一主義者如何與共產黨隔海唱和，自甘下流，就知道大一統利益何人，而無關於人民。
海外民運去國失根已久，內部派系傾軋，組織起起落落，人才青黃不接，加以共產黨滲透破壞，形象不免有所爭議，以至於許多將中國民主化希望寄託於海外民運者，為此而對中國民主前途感到挫折與失望。事實上，無論就中國辛亥革命或臺灣民主化中之海外獨立運動經驗而論，最後導致政治轉型的關鍵力量，都在國內，特別是統治集團內部，比如清朝各省諮議局聯合發起的立憲請願、召開國會和各省獨立運動、武昌新軍的起義，乃至於袁世凱內閣對清朝皇室的逼宮；又如臺灣由李登輝領導國民黨主流派展開的本土化寧靜革命，海內外在野反抗力量的作用，則主要在於社會啟蒙和國際宣傳，特別是爭取國際社會對民主政府的承認與接納。中國的孫中山，和臺灣的彭明敏、張燦鍙等，都在海外扮演了催化國內民主的重要角色。當代中國民運的經營策略，以及臺灣對於民運的支持政策，也正應當從這一角度進行調整，換言之，海外中國民運的功能，就在於維持對共產專制異議的旗幟，進而進行象徵性的政治反抗，而根本不在教你計算澳門大輪盤的贏率於武裝鬥爭或建立政府。
儘管海外民運逐漸式微，但另一方面，民運世代卻也逐漸在僑居國落地生根，第二代亦已逐漸在異國嶄露頭角，這一批帶著反共和自由人基因的中國新僑民，在意識型態上和西方國家和臺灣相一致，對臺灣的中國想像和認同更超過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關係長期受制於一個中國原則，但通過美國以國內法〈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的特別地位保障所創造出來的非傳統外交模式，我國卻也走出以臺美關係為模型的實質外交道路，而此則唯賴各國民意的支持，其中，各國僑民對於各該國輿論與政情的影響至為關鍵，海外民運在兩岸外交競爭中，已成為臺灣遊說團的重要組成或者側翼，如何從中深化與新一代海外反共華人社會的關係，也是我國發展非典型外交不可或缺的一環。就此而言，行政院僑務委員會乃應當積極地配合非典型外交的需要，大力展開僑務工作，而臺灣民主基金會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海外民運的合作，也應當以其是否能在各國外交遊說中發揮作用為斷。
第三屆中國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堅定支持臺灣人民的民主自決，對臺灣二次寧靜革命、清除黨國遺毒建立公平正義的民主憲政前景表達了祝福，同意公民社會的成熟，是多元民主政治的保證。面對當前中國政治發展，與會者認為除了要肯定各個民族和地區人民的自決權外，中國大陸人民個別公民意識的覺醒和集體公民力量的結合，是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與形成壯大的前提，而唯有公民社會的有效自我組織與管理，放棄對共產黨的精神依賴，才能避免共產黨政權一旦垮台後社會失序現象的爆發。今後民運的工作重點之一，當為利用網路新媒體的穿透力，以「我是公民?或「我們是公民」的概念，向中國大陸宣揚公民自主意識。而只有現代公民意識的全面鋪蓋，當歷史的關鍵時刻到來，人民、軍隊和黨政領導部門，才能基於對於主權在民、軍隊國家化、政治中立等信念，以民變、兵變和政變等方式自主行動，和重新組合在新的政治秩序網上賭場玩21點入門知識內。
本屆中國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還帶有明顯的民運色彩，導致歐洲許多學者因政治上的顧忌而婉拒出席，我們建議中國之路研究院今後應加大與歐洲之中國或臺灣研究機構間之合作，背靠臺歐學術外交，而以各國國會遊說為其發展的目標，找出與傳統民運不一樣的經營風格。B083A2DF4EC9D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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